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生逢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。他博古通今，关心时势，一直"忧国忧民"。他立志以天下为已任，要"改造中国与世界"。在探索教国教民的道路中，他忧虑"民风不武"，看到体育对增强民族体质、提倡武风，挽救民族危亡有重要作用。但他又对当时一般学校和社会体育的弊病深为不满，因而在总结自身一整套特殊锻炼身体方法的基础上，在《新青年》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思想影响下，（《新青年》作为新文化运动这代表刊物，当时曾先后发表过专门研究德育、智育等方面问题的文章。）他潜心研究体育，于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，在《新青年》杂志发表了《体育之研究》这篇著名论文。 在这篇论文中，他博采古今中外哲学思想与体育思想的某些长处，融汇贯通，因而使对体育的研究建筑在近代科学基础之上。文章拽出体育是一种有规则次序的"人类自养其生之道"，其目的不仅在于"养生"，而且在于"卫国"；体育的作用能"强筋骨、增知识、调感情、强意志"，使身心并完；从事体育活动首先要强调自觉，要"有恒、注全力、蛮拙"；方法上要注意"应诸方之用者其方法宜多，锻一己之身者其方法宜少"；文章还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和体育作了痛切而形象的批判，反对重文轻武，重申学校教育必须"三育并重"，甚至从某种角度说，体育应占"第一的位置"。 文章从古今名人推及自身，以丰富的实践为依据，还特别着重阐述了身体与精神、体弱与何强、锻炼与养护、客观与主观、方法的多与少等多方面的辩证法观点，等等。总之，《体育之研究》一文第一次使对体育的研究和论述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，比起当时许多所谓体育的"理论"、"著作"要高明得多。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，实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一份河多得的珍贵文献。

     毛泽东同志在《体育之研究》一文中写道："应诸方之用者其法宜多，锻一己之身者其法宜少"。这就是说为了各个方面的应用，方法应当多，为了锻炼自己的身体，方法应当少。身体锻炼的内容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，而每一个人的身体锻炼时间和体力都是有限的，对身体锻炼的具体内容每个人的爱好和身体条件有所不同，为此要全面发展身体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应有针对性地选择最有效的内容与方法，而在各个锻炼阶段，又应突出重点兼顾其它。 毛泽东同志在《体育之研究》一文中明确指出："近有因是子乾言静坐法，自诩其法之神，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。是或一道，然予未敢效之也。愚拙之见，天地盖惟有动而已。"